我于198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。当时，经济类还不算炙手可热，但中文系的衰落已初见端倪。我们这年中文系的录取分数，已从原来的全校第一降为第三。至于近几年，据说中文系已沦为文科冷门。世道变迁，这也算是一个缩影。
但当时我们依然心比天高，觉得未来文豪舍我其谁。于是，在全系新生第一堂大课上，系主任严家炎给我们当头泼了一盆冷水。他开门见山就说：“进我中文系的，将来不要指望当作家。中文系不培养作家，而是培养适于文职工作的人才。”
话音未落，学生就是一片骚动，有一种受骗的感觉。当时我们实在不懂，进最好的中文系，不当作家当什么呢？难道将来只是当一个职员，给领导写写发言稿？或者当老师，每天带着学生总结“中心思想”？这堂课，我们别的全都如奉圣旨，就这句话听不进去。我们暗暗较上了劲，第二天就自动分成小说家和诗人，开始疯狂地和稿纸过不去。至于功课，打一开始便不怎么放在心上。这也不能全怪我们，因为课本与三十年前几乎一字不差。我用的便是父母当年用过的教科书，再没买过新的。不过现在我已开始后悔，让那四年光阴虚掷。
事实上，不幸被严教授言中，我们这一拨人里，现在不但没出一个作家，甚至连达到他要求的人也未过半。同学里，有经商的，有出国的，有坐机关的，甚至有干包工头的，像我这样做一个编辑，死守文职的，并不很多。同学中间最有学问的一个，今天正在浙江山区某县文化馆当差；而最有才气的一个，则成天打着大哥大四处拉赞助。总之，在我们的记忆里，当初的文学梦似乎已和甲骨文一样古老。
我们渐渐明白，读的越多，反而越写不出自己满意的东西。这时，一个鉴赏家的品味，实际上是创作冲动的大敌。我们熟知魔幻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，深明新小说流派的主旨，至于荒诞派戏剧、公路派诗歌，也无不心知肚明，仿佛怎么写，也跳不出人家手掌心。另一方面，正如陆游所说“纸上得来终觉浅”，书本知识并不能代替生活经验。反正，我们处于一种眼高手低的状态；中文系新出炉的，也颇多眼高手低之人。
中文系的先生们水平也有参差。嘴皮子利落的，我们跟不上笔记；口才差的，前后句之间，可以打个盹。学问高深的，出口全是四六句，没一个“的地得”；学问差的，可以把“横亘千里”读作“横垣千里”。老派的，满口子曰诗云；新锐的，则不免王朔金庸。
顺便交代一句，中文系的传统，不叫老师，不分男女，一律先生，有古风。老先生里有“四大名菜”：盐烧汤（严绍?）、酱烧鱼（蒋少虞）、汤做饭（唐作藩）、还有一位记不起来了。这样的外号，不过是小机灵一类的产物，并非不敬。未名湖畔，常有老先生中衫布鞋，扶杖徐行，杂在莘莘学子中间，让人心里温暖。
“四大名菜”之上还有两位先生，袁行霈、陈贻?，自语言学泰斗王力先生故去后，他们便是中文系的台柱子。袁先生有魏晋人风，年纪大了，但腰板笔挺，头发一丝不乱，西服领带，风度翩翩。袁先生给我们上大课，讲唐宋词，全校风闻，趋之若骛，竟要提前半天去占座位。袁先生不讲“大江东去”，也不讲“杨柳岸晓风残月”，而是讲韦庄、温庭筠、姜白石，在世事纷纭中营造一种文人趣。先生曾用两堂课专讲白石道人的《暗香》、《疏影》两词，既吟且诵，头脑微微摇晃。讲到兴浓处，亮出绝活儿：唱词。据说这两首词有曲谱传世，今人识者已不多，袁先生无疑使我们大开眼界。因为词本就是唱的，对着课本死背，无异南辕北辙。先生待人和蔼，但不易使人心生亲近，总好像隔了一层。大概，这就是文人气吧。
陈贻?先生则不同。他讲杜甫，声势不比袁先生浩大，但听众都是铁杆，绝无中途退场之事。先生眇一目，自称是献给了杜甫，可见学问用力之深。先生《杜甫评传》，三卷本，百万言，备尽极详，今人无出其右者。先生上台，蓝布对襟，不言先笑，使人油然而生亲近之心。
我的毕业论文做李贺，欲觅好导师，经同学辈撺掇，便贸然登陈先生门。应门者陈师母，而先生此时已候我于书房门口。坐，茶，水果，先生很爽快地答应了我的请求，做我的论文导师。此后，遂常登门。
与先生通信，先生回信，抬头必称“李方同志大鉴”。大鉴者，乃古人书信常体，犹今之“你好”、“如晤”一类，如此称呼，或有一种期许之意在，使我开始感到一点做文人的味道。
年轻的先生里可以说说张颐武，大我七届，恰好研究生一毕业便做我的班主任。他的同班同学，有两位现在与我一个办公室办公，便是师叔师姑辈，玩笑开得，但辈分终不能乱了。张先生行踪诡秘，不常见面，倒是有时碰见他在快餐店请同学吃炸鸡，正聊得好。八九年之后，张先生来班上稍勤，必以“三字经”谆谆嘱咐我等：“别出事，别出事。”此外不作多语。张先生曾开“金庸研究”课，三百人大教室，摩肩接踵，隐然与诸老先生分庭抗礼，一时声誉鹊起。不过，张先生的长项，乃是对“后现代主义”的研究，几乎言必称“后现代”，渐渐竟得了“后张”的外号。张先生出去开会，发言极为踊跃，声震屋瓦，虽“后”而有先声夺人之效。久了，曾有人诘问：“我们现在连现代化还谈不上，可谓身处前现代，谈何后现代？”对此，张先生自有一番大道理，但未必服人。
年轻一辈的先生，学问不免另辟蹊径，方法也新，但终于还是回到传统文化的路子上来。我曾在一本杂志上见到黄子平先生的一篇文章，鼓吹重倡新儒学，可见一代一代的人，殊途终至同归。
宿舍内是绝对的共产主义。牙膏共用，毛巾共使，饭票共花，香烟共抽，自不待言。甚至经常有人站在楼道里大喊：“谁把我晾的内裤穿走了？”有钱都喝酒了，饭票遂永远短缺。一到饭点，就有人又站在楼道里大喊：“谁请我吃饭？”一般总会有人应声。若赶上大家都穷，就刷一个脸盆，下楼打二斤白米饭，浇上两份熬白菜，端来倒进半瓶辣椒酱，十多个人一围就是一顿。最怕晚上熄灯后断烟，有的同学喜欢把烟藏在床架的内棱里，日久秘泄，断烟的人就伸手一通乱摸，常常一无所获，缩手回来却一手土，那样就又得站到楼道里喊了。有的同学藏烟，倒不是不愿别人分享，而是为了有意忘掉，等没有的时候再去找，常常会有意外的惊喜。但也有失望的时候，就站到楼道里大骂：“谁偷了我的烟！”
我是京籍，每周回家，母亲总会塞些吃的回来，但往往过不了夜便分抢一空。最可气的是，我回趟家回来，原先满满一瓶雀巢咖啡竟见了底儿。我说：“你们干吃不成？”他们说，打了一夜牌，输的干吃一大勺咖啡。每次回家都极饿，母亲就觉得我在学校亏了自己，问上回带的吃的哪儿去了。我从实招来，母亲就连连摇头：“土匪，一群土匪！”
临到毕业前夕，开始大规模变卖东西。先是卖教科书，然后卖日用品，最后卖铺盖卷。在校的最后一夜，我们都是睡的光板床。卖得手滑，回得屋来，就像赌徒一样满屋乱踅摸，看看还有什么能卖。一天，北京人突然大叫：“我的皮夹克呢？”锦州人摸着胡子嘿嘿地笑：“我给卖了。”“钱呢？”“你昨天晚上喝的是什么？是自来水吗？”
我们都是诗人，每人一个大本，成天命根子似地带着，没事就写两行。每天最快活的时光要算熄灯后，一时还不睡，就点上蜡，一人一首地朗读自己的得意之作，互相品评，免不了彼此吹捧或攻击一番。
从海子、骆一禾到戈麦，北大诗人似乎总是和死联系起来。当然，之前的状态，总归是魔症。同宿舍的江苏人和黑龙江人，经常半夜突然从床上坐起来，也不点蜡，枕边顺手摸过纸笔，沙沙地写起来。十分钟后停住，倒头便睡。第二天有时候我们偷看他们的纸，横不成行竖不成列，字不叫字符不成符，整个一个不知所云。而他们觉得很幸福，整个人都像诗一样地生活着。好在，他们悬崖勒马得早。
我总以为，人在二十岁的时候，都是诗人；而到了三十岁的时候，若还有心弄这些分行的东西，才可称为真正的诗人。可惜的是，现在我们三十岁不到，已没有一个再写那劳什子了，可见原来都是瞎闹。
北大诗人的盛会，是一年一届的“未名湖诗歌朗诵会”。会前半月便已奔走相告，纷纷摩拳擦掌，掂量着自己能拿几等奖。朗诵会召开的时候，新老教授做评委，前排坐定，后边则是黑鸦鸦一片人头。在这个时候上台朗诵自己的诗歌，感觉空前地好，特别是掌声一起，俨然觉得自己是个人物。不过，随着商潮冲击，北大诗风日下。原先，朗诵会在大饭厅也就是大礼堂开，两千人座位坐得满满的。到了我们那几年，已挪到办公楼礼堂，四五百人的座位，后来已坐不满。我毕业后的第一年，作为“前辈”被请回来，更是改到了一个普通的大教室，也就二百多人了。我还记得，那回完了出来，心里蛮不是滋味。不过这也好。中国什么事都是一哄而上，来得快去得也快，往往弄得似是而非。只有等水落石出的时候，才会看到真东西，看出谁是真喜欢。诗歌也是一样。
（摘自《北大往事》，中国文学出版社1998年2月出版，李方文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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